“不是我，而是風。”當弗麗達·勞倫斯動筆寫下此話時，勞倫斯和他的作品確乎像風一樣刮過了英國、歐洲和大洋彼岸的美國。時至今日，勞倫斯作為現代英國文學的大師，他犀利的社會批判意識，知識分子本真的品格，他為探討人性、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創作的史詩般的作品，都永恒地占據著20世紀英國文學耀眼的位置。戴·赫·勞倫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是個從煤灰中誕生的精靈，他1885年9月11日出生在英國諾丁漢郡伊斯特伍德的一個礦工之家。伊斯特伍德坐落在諾丁漢郡的西北部，是勞倫斯又愛又恨的地方，也是他的《兒子與情人》《虹》《戀愛中的女人》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等許多不朽名著的背景地。就是借助這塊土地，勞倫斯展開了他的生存體驗，他對性的近乎宗教的描寫和對機械文明壓抑人類生命本能的批判。勞倫斯的父親在家中是個被疏遠的人，孩子們更加親近母親。勞倫斯的母親做過教員，寫過詩歌，頗有小資產階級的情調，與在煤坑中勞作的丈夫幾乎不能溝通，於是她疏遠了丈夫，逃向了孩子。勞倫斯1906年入讀諾丁漢大學學院師範專科，學校裡唯一讓他敬慕的老師是現代語言學係主任歐內斯特·威克利教授，也是日後和勞倫斯私奔並成為勞倫斯妻子的弗麗達的丈夫。勞倫斯從大學二年級開始讀哲學，繼而陷入了信仰危機，他思考進化、罪孽、天堂和地獄的起因，無法再信仰一個既是個人的又是人類共有的上帝。1911年，勞倫斯發表了短篇的名作《**的幽香》。1912年三月初的一天，因約來赴威克利教授家午宴的勞倫斯與弗麗達一見鐘情。弗麗達從勞倫斯身上發現了一種與她相匹配的精神，他那種直言不諱的態度，激越旺盛的生命力，將她從迷夢中驚起。而弗麗達對勞倫斯也是終身一遇的人，儘管勞倫斯曾有過幾次戀愛，但弗麗達的出現讓作家覺得，在此之前，他從不知愛是怎麼一回事。勞倫斯與弗麗達於1912年5月3日私奔，離開了英國，先後去了德國和意大利等地。私奔中的勞倫斯說世界之妙、之美、之好遠遠超出了人們最豐富的想象。在意大利的加爾尼亞諾，勞倫斯開始了他驚人的藝術創作時期。勞倫斯第一部重要作品《兒子與情人》（1913）用感覺化的筆觸描述一個人生角色倒錯的故事。在莫雷爾的家庭中，兒子從精神上取代了父親的位置，與父親處於一種緊張、敵對的狀態，而對母親則扮演著溫情的情人角色。母親的固戀，使兒子人格分裂，在戀愛中要麼導入純精神的宗教形式，要麼陷於純肉欲的索取，永遠完不成靈與肉的結合。那基本上是一部自傳體的。勞倫斯晚年的短篇《美婦人》（1927）沿襲了《兒子與情人》的母題。 在《兒子與情人》問世前，勞倫斯的第一部詩集《情詩選集》（1913）出版了，這年的六月他又寫了兩篇著名的短篇《普魯士軍官》和《肉中刺》。接下來的創作，長篇《虹》（1915）由女主人公厄休拉的有關愛情和男人的經驗發展而成，作品把從工業革命前到當今英國社會的生活曆史壓縮到布朗溫家庭的三代人身上。以血性的呼喚和肉體的信仰訴諸人的直覺，就是從這部磅礴浩大而又美麗精細的作品開始，勞倫斯才真正從揭示人性的本能力量入手，開創了整合男女關係以求人的自我完美實現的探索。《虹》中的男女主人公們在生的未知中闖**，拚儘全力去尋求本質的和純粹的自我。這種尋求是艱難的，作者認定，在無意識存在的原始狀態之外，在狂熱的情愛之中，必須屹立著一個不被他人所迷惑的個體。就這樣，《虹》中的愛人之間永遠存在著無休止的精神上的特殊的爭鬥，在三代人的愛情生活中，每一方都把另一方當作通向未知世界的“缺口”，都在性體驗中探索著自我，在婚姻生活的**中甚至可以將對方作為“敵人”認出。顯然，這已經不是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它著意揭示的是個體與整體的、個人與人類社會的廣泛聯係，考察的是人類存在的整體狀況。1914年7月13日勞倫斯和弗麗達在英國倫敦肯辛頓的一個公證處結婚。婚後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場戰爭讓勞倫斯厭惡，消沉之中，他萌生了“烏托邦”的念頭。1915年開始，勞倫斯的精神趨於瘋狂的狀態，他對公眾和國家生活中的一切充滿了強烈的敵意，與不少朋友交了惡，和羅素公開論戰，與妻子弗麗達也是口角不斷，戰爭更是把他逼得發狂。在此期間，勞倫斯寫下了描寫戰爭的短篇名篇《英格蘭，我的英格蘭》（1915）。9月30日《虹》問世後，勞倫斯經曆了一連串不幸事件的打擊：《虹》因為所謂的**描寫而遭查禁；由於弗麗達是德國人和勞倫斯強烈的反戰情緒，他們夫婦遭到英國警察當局的驅逐；同時嚴重的肺病又在不斷地襲擾勞倫斯。在1915年至1919年寒冷的歲月中，死亡的陰影籠罩著勞倫斯的心靈。他說：“戰爭摧毀了我，我像裹著屍衣一樣僵冷。”在感受死亡的同時，勞倫斯又強烈地感受著再生。在此期間完成的精美的《戀愛中的女人》就是在可怕的情感和死亡的曆程中遊走，同時又在死亡中展示了再生。在這部作品之後，勞倫斯的其他重要作品諸如長篇《亞倫的藜杖》《袋鼠》《羽蛇》《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和短篇《死去的男人》等，都涉及對死亡和再生的思考。《戀愛中的女人》（1921）是勞倫斯最重要的作品，作家用詩意的筆觸描述了他全部的哲學觀念、社會夢想和對生命個體及兩性關係的深入思考。以厄休拉與伯金、古德倫與傑拉爾德的戀愛故事為發展脈絡，從男人與女人的關係、男人與男人的關係、女人與女人的關係出發，探討獨立的個性和完滿的性關係的本質作用，從生命的精髓和肉體的信仰中尋找永恒的價值。同時，圍繞純粹的毀滅性，從奔湧著的一次次的死亡衝動中，演繹了關於哲學、人生、情愛、死亡等問題的探究，顯示出深刻的現代性。悲觀主義、向死而生、抵抗世界似乎是《戀愛中的女人》主要人物的基調。原本主要人物在當地都是名流，還是帥哥美女：傑拉爾德是當地望族，家族產業的掌門人，“英俊照人”；伯金也是“形象很好”，且有著當地學校督學的公務身份，有車，還有幾處房產；厄休拉、古德倫姐妹作為教師和藝術家雖然不如傑拉爾德、伯金和那個奇裝異服的“文化使者”赫麥妮“位居一流”，卻也是有思想和創造力的小知識分子。不過，他們憎惡現代世界，憎惡現代生活，反城市，甚至有點兒反人類，是標準的靈魂中的流亡者。敘述者在反現代性的心理下，讓主要人物都陷在情欲的狂喜與毀滅的衝動等種種矛盾的描述中。在傑拉爾德與古德倫的一次幽會中：他從她那兒得到了無窮的寬慰，在她身上傾瀉了他所有被壓抑的邪惡和腐蝕人的毀滅性，於是，他又完整了。這真是美妙，真是驚人，好得不可思議。這是他生命永恒回歸的奇跡，有感於此，他在寬慰和驚奇的狂喜中淹沒了。而她，從屬於他，接受他，就像一件注滿了他痛苦的死亡毒藥的容器，情急之中她無力反抗。她被可怕的死亡般狂熱的肉體摩擦填滿了，在刺人的劇痛和猛烈的感覺中，伴著順從的狂喜，她接受了。[1]幾度交往幾度柔情後，古德倫鬼迷心竅地想傑拉爾德，也愛他，但是對古德倫來說，男人是“敵對陣營”的。她最終似乎並不在意傑拉爾德把一個破舊的企業變成了盈利的企業，也不是太在意“他得到女人就像收莊稼一樣”，但對古德倫這個“自給自足”（傑拉爾德語）的現代女孩兒來說，她不能接受的是越來越被傑拉爾德所代表的命運抓住，被束縛在一個命定的“陷阱”中，受控於他，所以她才使勁兒恨他，奇怪居然沒殺了他。厄休拉與伯金的關係雖然沒有古德倫與傑拉爾德的關係那麼極端，卻也顯示了厄休拉種種超常的反抗性。厄休拉、古德倫作為具有現代意識或是反現代性的女性，她們除了獨立，還對報複、毀滅懷有與生俱來的興趣，對文明中的文化消亡，進步中的現代信條存有典型的反現代的焦慮。而這些特質在他們的男友伯金、傑拉爾德那裡同樣存在，而且表現得更為強烈。厄休拉也同樣在愛與毀滅、與魔鬼的關係上糾扯。在第22章《女人之間》厄休拉就向伯金的前情人赫麥妮抱怨：“他（伯金）說想讓我不帶感情地接受他，可最後，我也真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他說，他想要他惡魔的那一麵配上對，是肉體上的，而不是人性的一麵。你知道，他今天這麼說，明天那麼說，總是自相矛盾。”[2]在接下來的《遠足》一章，伯金就承認了自己深陷危險的精神和肉體的墮落，當然照我們看也是一種自找的毀滅：毫無疑問，厄休拉是對的。她說得千真萬確。他知道，他的精神性伴隨著一種墮落的過程，那是一種自我毀滅的愉悅。對他來說，自我毀滅真的很刺激，特彆是它以精神的形式體現出來更是如此。[3]細究人物的思想、性格軌跡，我們不得不說，最終是技術的進步、機械化的裹挾迫使這些才華橫溢的人物選擇了抵抗社會、抵抗世界的道路。這種感覺正像約翰·沃森教授對作品所作的分析：“……《戀愛中的女人》作為他自己（勞倫斯）有意與社會相隔絕的一種回應和他個人‘掙紮’的記錄……代表了他思想觀念上對所處社會的憎惡。”c這裡，勞倫斯“要否定的是一種文化、一個國家或是（整個）社會。” [4]我們似乎能體會到，《戀愛中的女人》中兩對男女主人公糾結於情欲的狂喜與精神的毀滅，他們對世界純粹的愛與醉心死亡的雙重性是一種痛苦，也是某種自得的情調，或許透露的是反現代性的焦慮。作者曾說：“《虹》和《戀愛中的女人》是多少具有危險成分的作品，然而，他們正是我傾注了最多心血的著作，我對他們一往情深。”1919年勞倫斯夫婦獲準離開英國。從此他們浪跡天涯，足跡遍及意大利、錫蘭、澳大利亞、美國、墨西哥、德國、瑞士、西班牙和法國等地。這一階段的主要作品是《袋鼠》《羽蛇》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勞倫斯夫婦在意大利西西裡島陶爾米納附近租下了古泉彆墅。陶爾米納陽光燦爛，大海奔湧，勞倫斯在此完成了《迷途的姑娘》《大海與撒丁島》《小甲蟲》《狐》和《上尉的偶像》，並著手編短篇集《英格蘭，我的英格蘭》。從1920年始，英美兩國的出版商競相出版勞倫斯的。至1921年，美國、英國先後出版了《虹》《戀愛中的女人》和《精神分析與無意識》等作品，出書盛況使勞倫斯擺脫了經濟窘境和思想上的陰霾。1921年的11月起，美國的文化讚助人梅布爾力邀勞倫斯去美國新墨西哥的陶斯創作有關印第安人的作品。1922年8月下旬，勞倫斯夫婦踏上了坐落在落基山脈丘陵地帶的陶斯高原。帶著對印第安精神、生存形態與宗教的膜拜和一種原始主義的情結，勞倫斯沉入了他的印第安作品的創作，尋找複活現代文明荒原的希望。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是《羽蛇》《騎馬出走的女人》《聖莫爾》以及《墨西哥的清晨》。1925年，勞倫斯被查出肺結核三期。勞倫斯朝弗麗達望了望，那眼神弗麗達一生都沒有忘記。十月初，勞倫斯夫婦到了倫敦。陰沉沉的霧靄和慘淡的社會氣氛（其時，英國的失業大軍為125萬）隻留住了作家一個星期。勞倫斯和弗麗達去了意大利，1926年4月，在距佛羅倫薩七英裡左右的地方，他們如願租到了坐落在特斯肯小山頂上的米蘭達彆墅。在那裡，勞倫斯開始寫那部駭世驚俗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1928）。《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以一種更**細致的筆觸展示了**對失落於20世紀文明荒原的生命的救贖，在徹底完整的情欲描述中寄寓作者更深的血的意識和對愛的複活的真誠願望。中的康妮是查泰萊男爵夫人，是在僵死的和鮮活的兩種對立的生活世界中奮力前行的人。坐在機械輪椅中的克裡福德·查泰萊男爵，作為一個煤礦主、實業家和青年知識界的作家，卻是勞倫斯所稱的“世界人類死灰”的代表。喪失了性功能的查泰萊與妻子維係的是故事朗誦和議論時弊的純精神關係。查泰萊生育能力的喪失是他所代表的階級沒有生命力的象征；康妮與勒格貝莊園的護林人麥勒斯相擁在一起，不僅僅是出於被壓抑的欲望，更是由於再生的需要。他們完成的是勞倫斯以為的，血的支柱在血的深穀中的天堂般的重建。1928 年底，《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出版後不久，即遭英國報界的攻擊，然後因涉嫌**被禁止發行，經長期訴訟，直到1960年才被英國政府解禁。1927年5月開始，勞倫斯病情不斷加深，他們夫婦先後在意大利、德國、瑞士、法國等地進行考察、治療或是療養。此間勞倫斯完成了發表於1927年的遊記《伊特魯斯坎地區》，選編了《勞倫斯詩選集》（1928），寫就他的第八本詩集《三色堇》（1929）以及三篇優秀文章：《複活了的基督》《**與色情》《為一辯》。從1929年7月起，勞倫斯的全部生活就成了一場與疾病展開的拚搏。弗麗達、朋友和親人陪伴勞倫斯在巴伐利亞、邦多勒、埃達阿斯多療養院、旺斯度過了他人生的最後時刻。勞倫斯的最終一刻來得平靜而簡單，那是1930年3月2日下午，在旺斯，勞倫斯四十四歲的年紀。作為世界級的大作家，勞倫斯留給了世間豐饒的著述，它包括十一部長篇、十餘部中短篇集、四部戲劇、十部詩集、四部散文集、五部理論論著、三部遊記和大量的書信。這些作品對自然的人類之愛的述說和對人類存在的整體狀況的描述，都享有藝術上和思想上的永恒魅力。馮季慶【注釋】[1] D. H. Lawrence, Women in Love, Penguin Books, 1996, p.393. 譯文為筆者所譯。[2] D. H. Lawrence, Women in Love, Penguin Books, 1996, p.336.[3] D. H. Lawrence, Women in Love, Penguin Books, 1996, p.353.[4]John Worthen, D.H.Lawrend the Idea of the he Ma Press LTD., 1979 , p.104, p.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