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蟠虺》的寫作有些令人意外，不過，我是不會說對不起的。 在寫作中，城市與鄉村的差異，對作家來說，是二選一，還是二選二，都不是什麼問題。影響作家的關鍵是內在情懷，與肉身所處的一切物質無關。那些缺少情懷的行屍走肉，放在哪裡也不會有文學機緣出現。 文學在很多時候就是對生活習慣表示異議。比如當機場、車站等各種路邊店鋪叫嚷出賣職場、官場、厚黑和借勵誌之名、行濫欲之實的書籍時，文學就要旗幟鮮明地告訴人們，內戰是萬惡之首，內鬥是萬惡之源。 與當下政治在某些方麵交集是文學的魅力之一。這些年人們下意識地想將文學與政治做徹底切割，原因在於某些寫作者的骨頭太軟。如果人活得都像《蟠虺》中的曾本之、馬躍之、郝文章，不僅是政治，整個社會生活都會變得有詩意和更浪漫。文學與政治交集時，一定不要受到政治的擺布，相反，文學一定要成為政治的品格向導。 公元前七〇六年，楚伐隨，結盟而返；公元前七〇四年，楚伐隨，開濮地而還；公元前七〇一年楚伐隨，奪其盟國而還；公元前六九〇年，楚伐隨，舊盟新結而返；公元前六四〇年，楚伐隨，隨請和而還。 《蟠虺》中的這段話，出自史實：春秋戰國看似天下大亂，實際上仍存在一定的社會倫理底線。公元前五〇六年，吳三萬兵伐楚，楚軍六十萬仍國破，吳王逼隨王交出前往避難的楚王，隨王不答應，說隨僻遠弱小，楚讓隨存在下來，隨與楚世代有盟約，至今天沒有改變。如果一有危難就互相拋棄，隨還將用什麼來服侍吳王呢？吳王覺得理虧，便引兵而退。隨沒有計較二百年間屢屢遭楚殺伐，再次歃血為盟。才有了後來楚惠王五十六年作大國之重器，也許就包括曠世奇葩曾侯乙尊盤，以贈隨王曾侯乙。製度固然重要，如果沒有強大的社會倫理基礎，再好的製度也會淪為少數人手中的玩物。引領勢如破竹大軍的吳王，隻因理虧便引兵而退，便是這種倫理約束的結果。中，老省長和鄭雄，還有熊達世的所作所為，則是反證，在視倫理為無物者麵前，製度同樣如同虛設。“非大德之人，非天助之力，不可為之。”中老三口說的這話，不僅僅是“人在做，天在看，心中無愧，百無禁忌”，大德與無愧，都是向著社會倫理的表述。與製度相比，倫理防線的崩塌的危害更大。 文學的獨立性在虛構，隻不過這種虛構是藝術意義上的。在質感上，虛構的文學，其真實性總是大於局部的生活真實。不管是文字的，還是口語的，所有試圖進入生活本身或者人生本身的敘事方式都存在虛構。敘事是一把尺子，尺子的長度是有限的，生活與人生是無限的，想要知道生活本身有多長，想要了解人生的長度，唯有在尺子量得某些基本尺寸後，再通過虛構才能達到。《蟠虺》中的曾侯乙尊盤也是一把尺子，也在丈量人生，更在丈量曆史與現實。也應當像曾侯乙尊盤那樣，經得起歲月的消磨，也經得起世俗的塵封，等到白發蒼蒼時，還能輕言細語與孫輩不時提起，且不覺得愧疚。 古往今來，將文學作為獲取功利的工具之人從來不在少數。好在文學的生生不息與那些人不存在利害關係，不是由那些利欲熏心的家夥說了算。有人想當明星，想天天活在媒體娛樂版上；有人想做有錢人，想夜夜泡在花天酒地裡；那就讓他們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好了。文學正如曆久彌堅、大徹大悟的青銅重器。與這樣的文學匹配的作家注定隻能是金庸筆下的“掃地僧”。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二號於東湖梨園